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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奥西波夫:寒意羞耻获自由——一个去国俄罗斯文人的旅途札记

原标题:马克西姆·奥西波夫:寒意,羞耻,获自由——一个去国俄罗斯文人的旅途札记

马·亚·奥西波夫,1963年生。医学副博士,作家。2007年开始在《旗》杂志发表作品。以中短篇小说见长。作品已被译成各种主要欧亚语言。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写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以标题中的这三个词收尾。去年我们激动地读了这本讲述法西斯兴起的书,不断在里面寻找并发现与我们这些年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相契合的地方。而如今,我们已飘零四方——埃里温、第比利斯、巴库、阿斯塔纳、伊斯坦布尔、特拉维夫、撒马尔罕,我们中有许多人不得不用自己的肌肤去感受哈夫纳的这三个词:frostig, beschämt, befreit。[1]

“我们”是指在我国攻击乌克兰后不久离开(逃离、逃亡)它的人。我们憎恨战争,憎恨那个发动战争的人,我们不曾打算抛弃故乡(父邦、祖国)——所有这些词,无论你选取哪一个,起首字母用大写还是小写,都遭到了玷污、诋毁。而那种视自己为民族之光的诱惑(“哲学船”[2]“我们把俄罗斯随身带走了”等等——这种不清醒的声音也是有的)也应被视作危险的无稽之谈而摒弃。

有这么一种说法:当你输了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就是失败者,无论在历史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还有几十万、几百万与我们的志同道合的人,留在了我们逃离的地方——他们在奔忙:给人看病,照顾年迈的父母,照顾彼此。但无论离开者面对留下者有多惭愧,我们都应该记住,如今同胞间的分水岭已位于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反对这场战争者和支持这场战争者之间。

年轻点的独身旅行者被带去一边,接受审问,翻查他们的包和手机。据说是为了找出那些打算投奔乌克兰作战的人,但(实行过限[3])他们实则醉心其中,享受着对家境良好青年男女的羞辱:既然是去度假,那为什么要带着文凭、出生证、旧信件和照片、猫和狗?为什么要买单程票,值得为它花上个一千美元吗?值得的,同志们,还用说嘛。

航班是一团乱麻:有的被取消,有些飞机在空中掉头,飞回莫斯科。多数乘客都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也许还不是最糟的,但对我们年纪更大的人来说,这就是生命的崩塌。一个滑稽的景象:莫斯科—埃里温的航班里一个亚美尼亚人都没有。滑稽到此为止。

[1]原句为:“此时全身上下袭来一阵寒意,我感到非常羞耻,但也觉得终于重获了自由。”见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7),第346页。

[2] 1922年,苏维埃政权将81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径的知识分子连同家人逮捕并塞入轮船,驱逐出境。因其中有一些著名哲学家,此事被称为“哲学船事件”。

[3] 法律术语。如俄刑法第36条规定:“实行犯实施不属于其他共同犯罪人故意之内的犯罪,是实行犯的过度行为。对实行犯的过度行为,其他共同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

战争的头几天是这么度过的:麻木地听新闻,编写反战联名信并签名,喝许多水(酒精既不能舒缓也不能陶醉),试图写下并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短期记忆受损),给住在乌克兰(в Украине)的熟人打电话。顺带一提,以前舌头会抗拒从на转到в,而现在已不费吹灰之力。[1]

关于同胞们的情绪:那些在乌克兰有亲戚的人(这样的人是少数)极为郁郁寡欢。但也有很多好战分子,认为攻打基辅失败的原因是俄军太人道了。“罗宋汤用菜组合”,一个从电视机里飞来的句子(说是不能允许它们,也就是蔬菜,涨价)——一个不错的、响亮的名称,可以用来指代这场战争,以及当局其他一切行径的支持者。[2]“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3]:这群代替逾越节大餐跌跌撞撞走向巡抚宫殿的乌合之众到底是由什么人组成的?“罗宋汤用菜组合”在任何时代、任何国族都存在。这些文明的支柱和基础,寻常的中人市侩一旦遇到如今这样的时刻,就会大批量地变成妖魔鬼怪。而结果就是——无辜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和我们子孙的子孙身上。

说出“蔬菜”和“他们”这两个词时,我们站上了松动的土壤(不要把对手非人化!),但这是一场战争,也是一场内战,而且发动它的不是我们。现在开展对话为时已晚,现在每个人都得选边站,责备自己为时已晚:怪自己没能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没写出民主歌曲,而事实表明,要像人一样活着的观念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你搞错了,孩子,”住在彼得堡的母亲回答道,“我们的军队不伤害平民,电视上都说了。”

还存在着一种相对温和的,女子气的支持战争的形式:“我真心希望一切都尽快结束,但我们横竖不能知道全部的真相,只有上帝才知道真相。”

就算是这样吧,但这难道就免除了我们探寻真相的责任?再说上帝又不是一张一旦需要就可以从袖子里抽出来的百搭王牌。

窒息、羞耻、憎恨是那些日子的主要词汇。3月初,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即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在城市街道上出现了一个个字母Z——以及一句神奇的、从前无法想象的标语:“我们不羞耻”。内部的弹簧压紧了,拒绝再松开。我们更能理解扬·帕拉赫了——那个在布拉格之春被粉碎后烧死自己的大学生。我们再次被赶进肮脏、闷热的牲口棚,甚至比我们出生于其中的那个更肮脏。让我们的子女和孙辈去排Z字人阵?——休想!

收拾东西只用了一天。假如你都死了,你还会带走什么?在黑暗和沉默中站上片刻,呼吸一下塔鲁萨冷冷的空气,向父母的坟墓鞠躬。告别家宅和物品:当俄罗斯的炸弹落在哈尔科夫和基辅,落在马里乌波尔和利沃夫的时候,难道还有工夫在这里感伤?莫斯科:不得不在去机场的路上横穿它。虽然你在这里出生、学习和生活,它早就被当成一座敌对的、敌人的城市。与人分离是痛苦的,无法承受,但与莫斯科分离却很容易。

前往埃里温的航班按时起飞。感受?要么是知道应该有感受,要么还真有——谁知道呢?最强烈的感受是好奇:仿佛让我看了一眼死后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普通的航班,只不过不像通常那样飞两个小时,而是四个小时(为了绕开乌克兰)。

[1] 俄语中表“在哪里”的介词有в和на两种,而在搭配国名时通常用в,但在与“乌克兰”搭配时却要用на。从词源学视角来看,这其实是因为“乌克兰”(Украина)的词源是“边陲”(окраина)一词,而与后者搭配的介词是на。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的俄语人口认为继续在“乌克兰”前使用на是不承认其国家地位的表现,而俄罗斯人则往往以“语言规范约定俗成”为由继续使用на。

[2] “蔬菜”在俄罗斯常被用来称呼那些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头脑的民族主义者。

“我们的伤痕累累的灵魂正是要在这样的奶油色帘子后面寻求安宁……”[1]——这已经是埃里温了。它用美味的食物、春天、大幅上涨的房租和喘息的机会迎接我们。然而,如果没有住在那里的好友帮助,无论在身体和精神上,几乎都不可能扛下来,谢谢他们。

一小群莫斯科人在埃里温市中心徘徊,许多熟悉的面孔——你想冲过去和他们握手,但又停了下来:名字不记得了。我们的呼吸变得急促,口干舌燥,手上总是拿着水瓶和手机(帮忙找路),许多人的嘴唇因紧张地舔舐而干裂。没有人戴口罩:在这场战争的背景下,就连冠状病毒也像是遥远而不可怕的既往,仿佛“儿童肿胀的腺体”。[2]

灾难的规模(提醒一下:来的是那些一周前都没想过要离开的人)通常在第三、第四天变得更加清晰,因为这时能有空停下来,沉思一番,尤其是关于自己的生活,评估发生事件的严重性。

咖啡馆里的谈话:“是留在这里还是搬去第比利斯?”“俄罗斯人在那里不太被待见,不过格鲁吉亚没那么依赖莫斯科。”“为什么要局限于欧洲?让我们考虑一下乌拉圭。”“或者哥伦比亚。”“我呢,还被人提议去索马里治肺结核。”

“各位逃兵你们好啊!”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大叔高声问候一小群衣着时髦的年轻人。年轻人礼貌地挤了挤嘴,但没有笑出来,玩笑没有起效。

一些人已经在埃里温干起了活:在古手稿保存处或建筑局找到工作,办戏剧小组,为孩子寻找说俄语的足球教练,学习亚美尼亚语(暂时还只是字母表)并诵读标牌和街名。另一些人则抱怨无法取钱或在本地银行开户,抱怨得很小声:所有人都明白,必须用乌克兰正在遭受的那些不幸来衡量自己的困难。有人在哭:家庭正分崩离析,丈夫在莫斯科,儿子就快满十八岁,而他想回去上学。有人已经得看心理医生了:罪责妄想,自杀未遂。而这一切都是在不到两周的战争中发生的。几千万人因为一个庸碌无能之徒(大家更倾向于不叫出他的名字)而蒙受灾祸——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乌克兰人,但还有多少俄罗斯人也被他害了——一些人被损害的是理智,还有一些,比如我们,被损害的是生命。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这个向来迂腐刻板、谨小慎微的人却犯下了这种大错?

导致国家在几天之内褪色(用罗扎诺夫的线]的大错。他让我们想起了哪个文学人物?

一个代号“蛾子”[4]的非良种克格勃职员,通过西德电视审视欧洲世界,多半也曾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其中一员,过着比如说斯图加特般的日子。然后又做了点别的事,甚至好像还开过黑车,[5]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起这件事时很尴尬,然后当上了国家首脑,开始百无聊赖起来,便用两根手指在钢琴上弹《穆尔卡》,[6]一场冰球比赛打进12个球。[7]二十年没完没了地腐化人心后,他愈发百无聊赖,这时又出现了那个冠病。不光光是腐化人,当然还杀戮。但并非满怀激情地去做,这是个没有激情的人,他杀人更多只是因为嫌恶。然后这么一个光看脸就知道没读过几本书的人,突然读了(或者是听人转述了)些什么东西,某些写作狂哲人或幻想家的书。于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像在那些不会区分童话、虚构与现实的俄罗斯人身上常会发生的那样,就像在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身上发生的那样,只不过他们大多是纯洁、开朗的人,而他是一个阴郁、劣质的人。所以更贴切的例子是斯梅尔佳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滔滔不绝,创作长诗,而斯梅尔佳科夫则拿起吸墨镇纸,砸向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脑袋——一下,两下。

在我们的案例中,谁是那个大谈“俄罗斯世界”甜美童话的伊万?这一点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哲学家伊林、索尔仁尼琴、写作狂商人尤里耶夫、“方法论家”谢德罗维茨基的弟子们?[8]是当今的牧首,还是某些未知的长老们把咱们的斯梅尔佳科夫带上了歧途?(“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9]甘地,甘地在哪里,有人吗?![10])

还得注意到与斯梅尔佳科夫这一文学形象的另一个巧合:这两个人都能极好地觉察到他人身上卑劣、低贱的地方,瞬间发现他们的弱点。

3月5日。对这一天人们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就像之后对16日(普珥节)一样。[11]

2016年3月5日莫斯科街头出现的公益广告:“那个人死了,这个人也会死。”

到处都在盼着僭主死去,包括在他的莫斯科老巢,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有个非常可爱的编辑,莫斯科人,她有个虔诚的女友,我们就叫她奥丽嘉·弗拉基米罗夫娜吧(名字改了,父称没有)。战争开始后不久,编辑收到了奥丽嘉·弗拉基米罗夫娜发来的一条消息,请她去一趟教堂,为新亡故的弗拉基米尔订一场四十日追荐祈祷。她马上完成了朋友的嘱托,并打电话给她致哀:她都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去世了。“什么原因,心脏吗?”奥丽嘉·亚历山德罗夫娜顿了一下,回答说:“你把我想得太美好了。”(用为死人祈祷的方式为活人祈祷,给他们办追荐仪式,倒插蜡烛——这都是久经考验的把活人赶出人世的民间秘方。)

我们走遍了图曼尼扬街和马什托茨大街,参观了埃奇米阿津,还去了加尔尼和格哈尔德。[13]然而走马观花本身就不会留下持久的印象,更何况如今心灵中完全没有留给它们的位置。还不如跑去电脑旁——写联名信,听新闻。

新闻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看来要被打败了。很难为此感到高兴,但要是打赢了,那会可怕得多。

溃败感在战争的头几天就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既是因为俄军的实力被明显高估,也是因为它被宣传捏造出的形象(吞并克里米亚时期的“有礼貌的人”)[14]是完全虚假的。它不仅有别于事情的真实情况,也不同于俄罗斯文学、军旅歌曲和苏联电影所创造的形象:制服设备不够完美,但有着独特的幽默感,用小刀给男孩削一把小笛子,还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有许多人性,少几分威武气概:“他站着,条纹海魂衫上凝结着凝稠的血斑……”[15]而“有礼貌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绝对冷漠,自顾自,脸的下半边裹着黑缠布,背后是无线电,胸前是最新款火焰喷射器,军装下面很可能还有一台空调。他不渴也不饿,他不需要女人,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他收到任务,他可以挥一挥手毁灭整座城市。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拙劣戏拟——要么是在模仿电脑射击游戏,要么是廉价的好莱坞电影,但以总司令为首的那群人还当真相信它。

《在满身伤痕的杨树枝条上……》(电影《伊万·尼库林——俄罗斯水兵》片段)

老兵的子女、孙辈们写道:还好爸爸、爷爷没能活到现在。就连战争年代的歌曲也没法再唱了。

而他则长久而不友好地问你,为什么要去德国,用放大镜检查你的护照,还要求出示回程票。他们这里和俄罗斯的秘密警察有密切关系,几乎就是后者的一部分。

最后边检放你走了,你登上从埃里温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正是在这时,你开始感到——寒意、羞耻、获自由。历史就在你眼前展开,活在其中让人感到寒意,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直接后果。而羞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获自由。就像圣诞大餐中的鹅:如果别人吃不到,你也很难去享受。

[1] 典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白卫军》。中译文引自布尔加科夫,《白卫军》,许贤绪译(作家出版社,1998),第233页。

[2] 典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930年的诗作:“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熟悉到泪滴,/到脉络,到童年肿胀的腺体。”

[3] 典出瓦西里·罗扎诺夫的《当代启示录》(1918):“罗斯在两天之内就褪色了。最多三天。”

[5] 那个人在去年年底的一部访谈纪录片中承认自己在90年代为维生还开过黑车。

[6] 按:《穆尔卡》是著名俄语盗匪帮派歌曲,那个人曾开玩笑地吹嘘自己弹奏这首歌极具风格。视频中那个人用两根手指弹的其实并非《穆尔卡》,但因他之前开的这个玩笑,再加上其个人气质使然,俄站上出现了许多将《穆尔卡》的音乐与这段视频混剪的视频。

[8] 伊万·伊林(1883—1954),俄罗斯侨民哲学家,其思想有强烈的法西斯和反犹色彩,被许多学者认为对那个人有很大影响;米哈伊尔·尤里耶夫(1959—2019),俄罗斯企业家,曾任杜马议员,2000年前后大量撰文鼓吹俄罗斯应奉行孤立主义;彼得·谢德罗维茨基(1958— ),著名哲学家、“方法论学家”格奥尔吉·谢德罗维茨基(1929—1994)之子,“俄罗斯世界”概念的设计者之一。

[9] 斯梅尔佳科夫对伊万·卡拉马佐夫说的话。中译文引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5卷:卡拉马佐夫兄弟(上)》,臧仲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第443页。

[11] 3月5日是斯大林的忌日。普珥节的来历见《以斯帖记》,波斯国王亚哈随鲁听从哈曼建议,欲杀尽犹太人。犹太人末底改的养女,王后以斯帖说服国王放弃计划,并杀死哈曼全家,普珥节即为纪念此事而设立。

[12] 普希金的剧本《吝啬的骑士》中犹太人对阿尔贝说的线] 图曼尼扬街和马什托茨大街是埃里温市中心的两条主街。埃奇米阿津修道院、加尔尼神庙和格哈尔德修道院都是亚美尼亚著名的古迹。

[14]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派出了一批无识别标志的士兵进行占领,且起初拒不承认这是俄军,而是称之为“小绿人”“有礼貌的人”。

[15] 苏联电影《伊万·尼库林——俄罗斯水兵》(1944)插曲《在满身伤痕的杨树枝条上……》中的一句歌词。

飞机在德国上空飞行,小屏幕上是一座座德国城市的名称。青年时代的记忆:医学院的军训课程,一年级或二年级。教员,一位少校,打开一个注明“绝密”的盒子,拿出几张欧洲地图,上面应标记着部队的位置。敌人驻扎在杜塞尔多夫,而我军,比方说,在科布伦茨。敌人对我军的位置发起了某个当量的核打击。计算:需要多少床位、医院、医生。“可我们到底在科布伦茨做些什么?”没有人想到要去问一下。“而敌人为什么要用核导弹打击自己的土地?”“你就当这是开个玩笑。”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训练为犯罪做准备的。一首尽人皆知的儿歌中有这么两句话:“也许我们错误地冒犯了谁,/那就把日历上这一页遮起来……”就是说,伙计们,别费劲了:忏悔,懊悔——我们不需要这些。羞耻不是烟,不会把眼睛呛坏的。我们不羞愧。我们是俄罗斯人,上帝与我们同在。于是乎钢琴大师BB[1]在电视上发言:“我是搞人文的,音乐之类的……很明显,我们在那里太心慈手软了……难道就不能包围起来,切断供电吗?”从今往后,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他羞涩的笑容(“音乐之类的”)让人想起电影《兄弟》中的主人公,他杀了一大堆人,但仍旧和过去一样可爱、有魅力。然而如今给我的印象是,即使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也在逐渐摆脱这种魅力。

担忧的声音从这儿或那儿传来:“您听说了吗?《鲍里斯·戈杜诺夫》在波兰被取消了!”这种不安似乎并不合宜——至少当炮弹仍在爆炸的时候。普希金和果戈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会为自己站出来的,我们也能以某种方式挺过去。而乌克兰作家不想和俄罗斯同行参加同场活动,无论后者的政治观点如何,这也是很自然的:毕竟你去的是亚美尼亚和德国,而不是马里乌波尔和基辅。

入境单。到了Nationality一栏——得从列表中选择自己的国籍。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选择安道尔或加蓬是多么诱人啊,但不,继续翻阅,直到Russland。习惯吧,习惯吧,从今往后,直到你生命的终结,你都会听到别人这番安慰的话:是不是俄罗斯人并不重要,俄罗斯也有很多好人的。你姑且就当这是为阅读普希金和果戈理原著带来的乐趣而付出的代价吧。

接受一家比利时报纸访谈。采访的记者显然没有做功课:比如他不知道乌克兰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问题:所以说您反对这场战争是吧?你都要爆发了,想说一堆狠话。冷静点,伙计,控制一下自己,调门放低些。

一位好心的美国朋友写道。就算是吧,但凯旋还是不必期待了:即使能回归,也会是相当不体面的。拍过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电影:柏林,45年10月,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带着愧疚的微笑从美国回来,打算去帮助Vaterland[祖国],结果下场很悲惨。不过未来比任何时候都随机: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灾难,因而某种程度的宿命论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眼下这波侨民潮的一大古怪之处在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并非所有人,但多数人如此)回到那个我们仍旧称之为家的地方,可以回头看,却不会变成盐柱。不,不要想着回去,否则你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百年前的滑稽人物——失势的权贵侨民,在巴黎、柏林或布拉格的咖啡馆里大谈布尔什维克混蛋和罗曼诺夫家族即将恢复统治。你的床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这是一种总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生活宗旨。学会它,把它变成自己的宗旨,做到这一点比从前以为的要容易。

一个来自和平时代的梦(塔鲁萨的房子,枝繁叶茂的丁香),逐渐醒来,还可以在这个幸福的梦中滞留片刻,握住它。你还在刚刚去过的地方,但随后你睁开眼,现实用它可怕的力量笼罩着你:战争已经开始快两个月了。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这样的感受已有过几次:最为强烈的一次是在父亲去世后。但那是你的私事,而如今,俄罗斯民族尚活着的那一部分,那些有着“绿色的坟墓、红色的呼吸、柔韧的笑声”[2]的人,很可能全都会有类似的感受。与此同时,每天早上都得做出抉择:今天你醒来是为了什么。